省乡土志编纂的特点
江苏地区具有重视教化的良好传统,晚清及民国政府的教育改革措施在此得到了较好的落实。甚至早在“壬寅学制”颁布之初,编纂小学乡土史地教材的工作就已经在本省尝试进行。《例目》颁布以后,编纂乡土史地教材的活动更为迅速地在各地展开。据本人统计,江苏省在光绪末年至辛亥革命前这一阶段编成且至今尚存的乡土史地教材有共21种,民国时期编纂的乡土史地教材则多达45种。
第一、编成了多部全省性的乡土史地教材。编纂全省性质的乡土史地教材,与全国纂修乡土志高潮紧密相关。当时,为“发明国学,保存国粹”而成立的国学保存会,曾拟议编订“十八行省乡土史地教科书”,为此还面向全社会征集各省志书以供参考[3]。江苏著名学者刘师培是国学保存会的骨干,负责编纂了《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江苏乡土地理教科书》、《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江宁乡土地理教科书》,均于1907年由国学保存会出版。1936年,原“松江区公民训练师资养成所”江苏乡土地理课程教官王培棠将自己的课堂讲义整理出版,即《江苏省乡土志》。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此书曾连续再版。一个省编纂的以全省性的乡土志就有五种之多,这种情况在全国只有江苏一省。
第二,乡土史志教材的编纂人员来源广泛。按照传统惯例,乡土史地内容一般属地方志范畴,而地方志一般是由官方编定的,所以,尽管乡土志是小学史地教材,但它一开始就被视为地方志的一种,实际编纂工作仍然多由地方长官或儒绅来完成。同时,晚清以来,很多年青学子留学国外,回国后从事着小学教育工作,把学到的现代教育思想贯彻到教科书的编纂实践中。另外,由于国外各学科理论以空前的规模传入中国,国内一些视野比较开阔的知识分子,也尝试用新教育理论指导教科书的编纂,所以,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参与了乡土志这种史地教科书的编纂工作。前者如陈作霖,后者如刘师培、侯鸿鉴。陈作霖是江宁人,人称“金陵通儒”,曾撰《金陵通纪》、《金陵通传》,参与修纂《江宁府志》、《上元江宁两县合志》等地方志书,是精通方志学的传统儒绅,他的《上元江宁乡土合志》带有很强的传统志书的特征,后人评价该书“括通纪、通传、府县志之精英,纳之尺幅,简要清通,包孕宏富,虽小著作,不失史法,可贵也”[4](p.777)。刘师培是仪征人,是一位乡土志的热心倡导者。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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