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婴堂的经营实态。苏州育婴堂创立时，即已订有规章，所谓“诸子奋志力行，条陈悉备”，“行之既久，规条井井”〔15〕。乾隆以后，官、绅又重新“细酌规条，申明惩劝，定为四十则”。遗憾的是，这些规条的详细内容，笔者尚未能窥见。从地方志所收高＠③《育婴堂募疏》，张遇恩《育婴堂记》等记载分析，大致能够知道以下情况：

    1.管理。育婴堂由士绅主持，地方官也参与其事，所谓“乡先生与前后官兹土者经理其事，著有成效”。每至月望日，管理者聚集堂中，查察婴孩抚养情况。

    2.收养办法。育婴堂初建时，房屋不足30间，地方狭小，因而采取了把婴孩散放乳妇家中喂养的办法。这些乳妇都是为生计所迫，才佣乳于外，如唐甄的仆人即“以其妇ｙōｎｇ＠④乳于外”〔16〕。为了防止乳母不尽责，规定每月望日各乳母抱婴孩汇聚堂中，由管理者们共同查验，根据抚养情况的好坏，支付抚育费用和工钱。据唐甄说，当时登记的乳妇共有300余人，每人月得工钱300文。但是，尽管实行每月检查一次的制度，这种哺育婴孩的方法本属不得已的举动，存在着种种不便和弊端，所谓“人众势涣，稽察为难。乳母或不尽心，仍有夭伤之患，其他弊端种种，不可究诘”。唐甄对苏州育婴堂实行散婴制的弊端有更为具体的描述：“诸乳妇多不良，第贪三百钱。得堂中之衣褓，皆用于己子。所养之子，置之不顾，故多病死。其籍记中，病者十二三，死者十一二矣。堂中虽有察婴之规，使从事者视之，不过月一至焉，岂能相与寝处？故病死者多也。”〔17〕因而，张渠抚苏时，即应士绅所请，移建堂址，增扩房屋，使乳母居堂哺育婴孩成为可能。以此为转折，育婴堂收养的婴孩不再采取散婴制，改由乳母婴孩共处一室，居堂抚养的方式。这对于改善婴孩的生活条件，提高婴孩生存率是大为有益的。婴孩稍大，即让民间领养。关于这一点，在苏州只有“过继若干”的说法，详细情况有待于资料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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