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婴堂的沿革。鉴于扬州、京师、杭州、松江等地育婴堂继起的情况，康熙十五年，苏州士绅蒋德＠②、许定升、许王俨等人不甘人后，呈请官府，在玄妙观雷尊殿之西筑室数间，创设育婴堂，“收养遗弃婴孩”，得到官府的支持。江苏巡抚慕天颜捐建门楼，题额“保赤”；布政使丁思孔题额“大德日生”，并按月捐资。康熙二十二年，在堂东改设广生书院，以供有功于育婴堂之士绅神位。数年后，又将后屋改造成聚星楼。乾隆四年，考虑到育婴堂地方狭窄，所收婴孩散布乳母家，难以稽察的情况，经地方士绅议请，巡抚张渠责成下属部门，在王府废基东北旷地上，建屋140余间，大大增扩了育婴堂的规模，使集中收养婴孩成为可能。
育婴堂的经费。在初创时期，育婴堂经费来自于地方社会的捐助。苏州知府高＠③在《育婴堂募疏》中曾向地方富室呼吁，请求财务支持，疏中说：“苟少减富家儿衣帽之饰，即可建一堂；少减富家儿庆贺酒筵之资，即可养数乳母；少节富家儿嬉戏游乐、祷祀邀福之费，即可活数十孺子……诸子勉之，当必有竭诚响应、同心相助者矣。”〔10〕创建人之一许定升在《苏郡育婴堂记略》中说到：育婴堂为郡中士大夫呈建，“劝募捐助，改立为堂，所费若干金，皆同志协力襄之”，后屡有改建，“所费又若干金，诸同志于协济工食之外，不惜捐助，以襄其成”〔11〕。唐甄《潜书》中也有育婴堂“岁费千余金，皆士大夫助之”的记载。可见，作为民间慈善机构，育婴堂主要是靠地方士绅与地方有力者对社会事业的热心才创立的，其经费来自于民间的捐助，其中包括地方官“乐捐清俸”，以为表率。
从乾隆二年开始，育婴堂的经费主要得自官方的支助。据地方志记载：“乾隆二年，奉旨拨给没官房价银一万二千两有奇，置产”；“九年，巡抚陈大受奏请拨给江宁县没官新涨芦洲若干亩”，以后陆续增置，至同治年间，有田产不少于13448.3亩。除了370亩是士绅所捐外，其余都来自于官方支助〔12〕。
除了财政方面的支助外，官方的助力还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一是动用公费重建育婴堂。乾隆四年，在江苏巡抚张渠的亲自主持下，把育婴堂从玄妙观移至王府基，“酌动存公币项，庀材鸠工，凡八阅月而落成”，共建房屋140余间〔13〕；二是对育婴堂实施指导。新堂建成后，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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