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共有田产12905.55亩。当然，其中包括士绅捐置的土地在内。女普济堂建立6年后，即乾隆九年，江苏巡抚陈大受“奏请拨给上元县没官新涨芦洲二十八顷七十一亩”。至同治时共有田产14987 亩（大多是沙田），其中也有少部分是由士绅捐置。二是增建。如乾隆三十一年，江苏巡抚高晋增建虎丘普济堂病房51间。三是监察。即对普济堂的财务“出纳之数”、“调济之法”，委派专人进行稽察。这样，普济堂这个原本民间的慈善机构带上了浓重的官方色彩。但是，不管普济堂的官方色彩多么浓重，其主持人即所谓的“董事者”仍然是地方士绅，也即是曹秀先《虎邱普济堂增建屋宇记》中屡次提及的“诸君子”。可惜有关管理的具体情况，因资料缺乏，难以详述。
普济堂的施济内容。普济堂是对收养的贫病之民进行多方面救济的慈善机构。概而言之，其施济内容包括以下四点：（1）“资之口食，授之布絮”，以维持收养对象的生活。（2）备有医药器具，对病者实行治疗。（3）对外来者提供路费，“令得各归其乡，各谋厥生”。 （4）对那些“不幸而竟至不起”者，提供棺木，使死有所葬， 不至露骨野外〔8〕。
（二）育婴堂
据星斌夫博士的抽样调查，清代育婴堂的普及率仅次于官方的养济院，超过了普济堂〔9〕。也就是说，在清代民间慈善机构中，育婴堂是数量最多、普及率最高的机构。同样，育婴堂在苏州的众善堂中占有突出地位，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对苏州育婴堂展开研究以前，有必要先给以正名。在涉及苏州育婴堂的记载中，往往称之为元和县育婴堂，因为育婴堂座落在元和县境内。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在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创建育婴堂时，尚无元和县的建置。元和县是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才从长洲县中析置出来的。因此，育婴堂最初设于长洲县境内。尽管如此，与普济堂情况一样，育婴堂的收养对象不止长洲一县，至少是以苏州城为收养范围的。不久以后，其范围更扩及到了太湖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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