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济堂的男女分置。普济堂而分收男、女，这可能是苏州特有的情况。民国《吴县志》卷三○“善堂”称，在吴县者为“女普济堂”，在长洲县者为“男普济堂”。但是，苏州普济堂于何时以性别划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康熙四十九年，虎丘普济堂初创时，“收养贫民略如京师堂制”。而据《清实录》雍正二年闰四月癸未条：“京师广宁门外，向有普济堂，凡老疾无依之人，每栖息于此”。由此可以测知，苏州虎丘普济堂初创时并未分别男女。从何焯长洲《普济堂记》中也不见虎丘普济堂只收男子的痕迹。乾隆三年，吴三复在盘门外创设“女普济堂”，专以“收养病妇”。估计从这时候开始，两个普济堂才有明确分工：虎丘普济堂专门收养男子，盘门外普济堂专门收养妇女。这在乾隆三十一年曹秀先所撰《虎邱普济堂增建屋宇记》中可以得到佐证：“惟苏郡向设有普济堂，一在会城，女子之贫而病者归焉。一在虎邱，男子之贫而病者归焉。”〔7〕

    普济堂的经营实态。苏州的普济堂虽然分属于长洲县和吴县，但它决不是只接受各县官府的指导。从普济堂的男女分置情况可以推知，两个普济堂的分工是由苏州府统一协调的。换言之，两个普济堂的收养对象是以长、元、吴三县为范围的。普济堂所得到的官方支助，也是来自驻苏州的江苏巡抚署，所置田产遍及苏州府属各县，有的甚至在松江府、江宁府境内。

    普济堂的创建者是地方士绅或地方有力者，即所谓的邑人、郡人。因此，开始的时候，它是作为民间慈善机构开展活动的。但普济堂创建不久，即得到了官方的支助。这种支助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费。虎丘普济堂创立后，得到朝廷表彰。康熙五十五年，康熙皇帝赐给御书匾额。乾隆二年，地方官府“奉旨拨给没官房价银，置田八顷四十四亩”。到同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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