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空间都做了适当的安置与有效的管辖。表现为坊的四周有城墙，设有坊门，坊内除三品以上高级官员及权贵之家外，余者不得面街私开门向，夜间坊内有宵禁之规，凡鸣鼓警示后，坊门关闭，行人不得出入，违例之人视犯夜禁者而论。这实际上是农村户籍相伍制度在城市的复制，是城市乡村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不但限制了城居者的行为自由，而且构筑了一个封闭的居住环境。可见，坊制仍属于自然经济的产物，符合封建专制*对民众管辖的要求，因而也为封建统治者所认同。朱熹就曾经说过：“唐的官街皆用墙，居民在墙内，民出入处在坊门，坊中甚安。”（《朱子语类》卷138，杂类）这也道明了坊的社会功能之一在于控制居民，维持社会治安。
此外，坊在划分城市居民居住空间的同时，也划分了城市的社会结构空间。《易经》中有“方（坊）之类聚，居必求其类”的论说。可见，坊的另一社会功能就是对城市居民在地域上进行类别的区分，分类的标准自然是反映身份与等级的职业，即官僚、手工业者、商人等。因而，坊的实质是封建等级制度对城市居民居住环境与范围的限定，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的中国城市完全从属于封建*的特点。
宋代以后，随着坊墙的毁坏、倾圮，坊制已不复存在。在统治阶级倍感“宫殿街巷京城制度……不佳”的忧虑中，城市居民面街而居，沿街建房已是司空见惯。然而，坊墙拆除所带来的居住自由是有限的。城居者虽然走出了封闭的居住空间，但却无法逾越已根植于人们头脑中的“类聚”与“群分”的等级观念。在居住上，伴随着坊的名称的延续，坊的“分类”功能仍然制约着城居者对居住地点的选择。它不仅成为人们行为的价值尺度，而且以一种惯性持续下去。如南宋杭州的坊，仍是人们划分居住范围与城市社区的一个单位。《都城纪胜》云：“都城天街，旧自清河坊，南则呼南瓦，北谓之界北，中瓦前谓之五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仅百余家，门列金银及见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入纳算请钞引，并请作匠炉＠②纷纭无数，自融合坊北至市南坊，谓之珠子市头，如遇买卖，动以万数，间有府第富室质库十数处，皆不以贯万收质。”（《都城纪胜》铺席）这显然是由几个行业相关的坊组成的商业区。
进入明清以后，坊的行政区划作用已大不如从前，但其作为城市社区单位的名称没有变，大小城市多有坊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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