僚士绅、商贾、匠人、手工业者等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集中居住地。在其居住区域重新组合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居民等级的排列与不同文化圈的碰撞较内城更为鲜明和剧烈。夏仁虎于《旧京琐记》中曰：“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直廷枢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夏仁虎：《旧京琐记》卷8）即北京外城东为土著士绅与富商大贾的住宅区，外城西为内城乔迁官僚住宅区。所谓京朝官“所居皆宣武门城南衡守相望，曹务多暇，互相过从，流连觞咏。”（杨寿＠③：《觉花寮杂记》）但北京的这种组合到清末多少有些变化，清人震钧有记载曰：“京师有谚云，东富西贵。盖贵人多住西城，而仓库皆在东城。……而今（光绪年间）则不尽然，盖富贵人多喜居东城。”（震钧：《天咫偶闻》卷10）
此外，在北京外城于行政上划分为五城之后，由清初而至清末，在百余年、甚至是二百余年的磨合下，五城也相应出现了反应各自文化层次与文化氛围的某些特征，据文献所言，清代官衙中的巡城口号有：“东城布帛菽粟，西城牛马柴炭，南城禽鱼花鸟，北城衣冠盗贼，中城珠玉锦绣。此五城口号也，各举重者为言。”“前门外戏院多在中城，故巡城口号有中城珠玉锦绣之语。中部郡尉所治地，或且因缘为利。”（《梦华琐录》，见《清人说荟》二编）
除了上述五个的社区外，在东西两城之间还分割出一块商业区。有记载曰：连接东西城的是一条大街，“大街东边市房后有里街，曰肉市、曰布市、曰瓜子店，迤南至猪市口，其横胡同曰打磨厂。内稍北为东河沿，曰鲜鱼口，内有南北孝顺胡同，长巷上下头条、二条、三条、四条胡同；曰大蒋家胡同，东南斜出三里河大街，内有小蒋家胡同，冰窖胡同。此皆商贾匠作货栈之地也。”（吴长垣：《宸垣识略》卷9）“大街西边市房后有里街，曰珠宝市、曰粮食店，南至猪市口。又西半里许有里街，曰煤市桥、曰煤市街，南至西猪市口。其横胡同曰西河沿、曰大栅栏，……大栅栏西南斜出虎坊桥大街，此皆市廛、旅店、商贩、优伶业集之所，较东城则繁华矣。”（吴长垣：《宸垣识略》卷10）上述商业区的情形，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任何一个历史时代，只有文化才能对人类产生无形的、趋于自觉的凝聚作用。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人文社区的形成，在更多的情况下表现为一种自然发展过程的组合，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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