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因而城市社区的划分也带有民族的特色，表现为在旗民分治的原则下，对有八旗驻防的一些城市，实行满人城与汉人城并置的制度，满人城多是自成体系的城中之城或附城，如成都府，“满城在府城西”，“每旗官街一条，披甲兵丁小胡同三条，八旗官街共八条，兵丁胡同共三十三条。”因而，在成都“城有少城大城”之分，“少城亦名子城，今满城也。大城亦名龟城，今汉城也。”（嘉庆《四川通志》卷42）

    这种满汉分城而居的现象，在京城尤为突出。自清军入关，内城便成为满族王公贵族及旗人的居住地。清朝诏令有“顺治元年定鼎建号诏：一京都兵民分城居住，原取两便，万不得已，其中东西三城官民，已经迁徙者，所有田地租赋，准蠲免三年；南北二城虽未迁徙，而房屋被人分居者，田地租赋，准免一年；又顺治五年南郊配享诏：一北城及中东西三城，居住官民商贾，迁移南城，虽原房听其折价，按房给银，然舍其故居别寻栖止，情属可念，有土地者，准免赋税一半，无土地者，准免丁银一半。”（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可见，清朝统治者以法令的强制形式，将原有居住在北京内五城的居民，不论身份、不分官民，一律强行迁至外城，迁移过程前后经历了大约五至六年。而内城由此成了满族人的聚居地，故号称“满城”、“鞑靼城”，所谓“内城即正阳门内四隅也，多满洲贵家。”（《金台残泪》卷3，见《清人说荟》）而外城由于全部居住着汉人，所以成为“汉人城”，又称“中国城。”汉人中只有少数高级官僚蒙皇帝恩旨赐宅者方得居住于内城。如奉命入直南书房的张英等人，所谓“张文端英，以谕德赐第西华门后，蒋扬孙、查声山皆赐第西华门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

    满城与汉城的划分，仍属法定的行政社区。在此基础上，人们对居住区域的选择仍固守着“同类而聚”的传统惯习，于自觉与不自觉之中重新组合着人文社区。

    如北京外城，是一个以汉人为主体包括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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