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文社区的形成

    坊的存在毕竟为封建政府所设，其社区的划分具有法定的意义，而坊的分类功能所形成的同行业聚居，并不曾限制住坊的外延性，城居者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中，于若干个坊的基础上自然形成了不同等级与层次的生活居住区、商业区、手工业区、*区以及娱乐区等。如明代南京，城东是以宫城为标志的*区、城北是驻扎军队的军营区、城南是世胄官宦的住宅区、而商人与手工业者则集中于城南的旧金陵城区，即“城之南隅，康衢四达，幢幢往来，朝及其夕。”（周诗、李登：《万历重修江宁县志》卷1）又如广州，“郡城之俗大抵尚文，而其东近质，其西过华，其东多贸易之场，而北则荒凉，故谚云：东村、西俏、南富、北贫。”（同治《广东通志》卷92）这种俗尚的地区性差异，实质上是不同等级与层次的居民在文化上的差异。它告诉人们，当时的广州城，城东为平民区、城西为官僚显贵居住区、城南为商业区和娱乐区，而北贫自然是指城市中的最下层贫民区位于城市北部。

    这种居住状况并不止于像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边远的小城市亦然。如建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的齐齐哈尔城，本是一座军事重镇，但城中居民对于居住空间的划分却同样层次分明，其“城中地势……北高南下，夏日南面苦泥淖，北面沙路平坦，仕宦家多据之，东南、西南两隅穷檐蓓屋，如在墟墓间，不免宵小窃处，要皆不如木城中人家稀少，地面宽敞，且有廨舍两府在，可高枕卧焉。”（西清：《黑龙江外纪》卷2）这说明，齐齐哈尔城以南北划分了居民区，官僚达贵居住在城北地势平坦的高地，贫户小民蚁聚于城南的低洼之地。

    上述记载表明，居住区域的划分所反映出的身份、等级制度的界限，使人们按照社会地位形成了不同的生活空间，而每个生活空间必然有着使人们得以凝聚的共同的文化，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文化是人类得以会集的最大力量。也正因如此，不同的居住空间必然会折射出各自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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