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所传输出来的历史信息,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到‘绅商’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所透露出来的某些微妙差异”。
词义多歧的“绅商”,因言说主体的主观取向不同、心态感受不同,其强调的面相也有所区别。这就需要我们格外注意语词所联系的语境,“语词离开了它们所起作用的语境来考虑时,就会有多种含义……字词的多义性要求,在确定某一特定信息中字词的当下意义时,要有语境的选择作用作为补充。”(注:〔法〕保罗·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43页。)换言之,对研究者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要回到研究对象所处的特殊“语境”(即特定的时代氛围和社会环境)之中,体察其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谢放教授文中讨论的天津商会王贤宾、宁世福、卞煜光、么联元等人自称为“绅”或被一般商人尊称为“绅”的例子,不过代表他们在当时语境下(即绅之地位一般仍高于商)的一种心态和自我定位,并不能成为否定他们亦绅亦商双重身份的证据。因为在官府眼中,他们主要仍然是“商”的代表,是具有特殊社会地位的“商界领袖”,故仍称之为“绅商”、“职商”。对各地选举商会总理、协理和会董时表现出的重身份地位,不太重视经商业绩的倾向,官方认为是不妥的,农工商部曾重申:“迩来各该商会于公举总协理会董各员时,间有泛言才品,未经照章将各该员究属有何商业及经理何项行号详晰声叙……”(注:《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1辑,59页。)对历史上这些极为复杂的情形和细微难辨之处,必须结合具体历史环境和当事人的主观心态,做多方面的考察,方能不失其真,不为词语的“陷阱”所误。
绅商词义的辨析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但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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