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行的公文程式中，民商与职商往往使用不同的称谓。民商呈文之例：《徐梅安等为开设公司禀苏商总会文》称“具禀。商民徐梅安、刘焘、张熊占、吴裕喜等，籍贯年岁载明信约，为谨陈特别力图改良，以遵宪章，以为生理事……”（注：《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1辑，308页。）职商呈文之例：姚文佺组织华通公司的禀文谓“职商候选训导姚文佺、县丞许孝先具禀，为贩运土货出洋，呈请立案保护由……”（注：《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1辑，323页。）除上引各种自称性的“职商”外，也可从商部等的各项公文批件中，发现大量他称性的“职商”称谓，如“批职商李宏富禀”、“批职商孙钟伟注册呈”，等等。这类批文往往与批普通民商的称谓有所区别。
因此，在单指性意义上，“职商”是“绅商”的更为正式的称呼，二者的内涵是非常接近的，或者说基本上是可以互换的。在文献中也可以发现一些互换使用的实例。如《商务官报》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五日所刊《批吉林绅商杨先黻等呈》：“据呈已悉该商等拟立公司开办该省森林实业，思保利权，本部堂查阅周康寿等呈，称愿与该职商会商办理……该职商等拟办吉黑两省实业保利权，其志洵属可嘉。”其批文标题中的“绅商”即批文中两次出现的“职商”，显存互换关系。又如，天津商会档案中的一份官方文书中，“绅商”与“职商”的称谓曾反复交替出现：“……此外，虽无著名通商巨埠，而各府州县中似有尚须设立商会处所，其所以不设者，谅因各该绅商未能尽知分年筹备之详……敝县遵即出示晓谕使众周知，一面谕各绅商劝办设立商务分会去后（原文如此），嗣据独流镇职商王桂荣、李钟秀、王炬荧、刘恩铭、夏如春、张恩多、刘逢源、贾祥荣联名禀称……据此，敝县当以该绅商等拟在独流镇议设商务分会，足见热心公益，殊堪嘉许”（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259-260页。）。
这种用词上的混称，说明文件起草人未必将“绅商”与“职商”二词区分得那么清楚，反过来也说明它们涵义上的确非常接近。但为何在正式文件上，彼时之人又多用“职商”而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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