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始用，不常食小麦，面亦为佳品。乡人率以高梁荞麦黄豆之属杂制以炊，各邑甚多，盖皆采以为食，农人三餐，城市多两餐”（注：乾隆《汲县志》卷5，《风土志》。）。密县“大率民间常食以小米为主， 以黄豆及杂粮佐之，其大米饭小麦面俗所珍惜，以供宾粲之需，非常食所用”（注：嘉庆《密县志》卷11，《风土志》。）。总之，由于粮食短缺，华北农民在饮食的数量与质量上都与生理需要存在着差距。不少人家为了节省粮食，每日两餐，像直隶易州“中人日仅再食”（注：同治《畿辅通志》卷71，《舆地略》。）。县志中还提到有人终生不知肉味，一般农家只有到“良辰佳节七八口之家割肉不过一二斤，和以杂菜面粉淆乱一炊，平日则滚汤粗粝而已”（注：乾隆《孝义县志》第4册， 《物产民俗志》。）。
尽管农家饮食艰难，但华北多数地方农民有饮烧酒的习惯。烧酒都以粮食酿造，如黍之“粘者可酿酒，俗谓之黄米”（注：乾隆《任邱县志》卷3，《食货志》。）。此外，高梁等“皆可酿，市肆取充酒材，颇夺民食”（注：道光《济南府志》卷13，《风俗物产志》。）。烧酒耗粮，使粮食短缺的状况愈益严重。因此，清代不少人主张禁酒，但都难以实行下去。不过，对缺粮的华北来说，农民饮酒之普遍确实增加了民食的压力。方苞认为，10人之中最少有4人饮酒， “一人其量以中人为率，一日之饮必耗二日所食之谷”（注：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1， 《请定经制札子》。）。清代华北农村，较单一的农业生产结构和落后的农业生产力，使农民的生活极端贫困，因此日常生活中苦行占主导地位；但由于酿酒与饮酒的普遍，以及中国人对饮食文化的理解，因而苦行之中又有纵欲的一面。县志作者常常批评农民不知盖藏，主要是针对其在各种社交应酬上为了有面子，而不惜倾其所有，甚至举债。农民在物质生活上的苦行是生产力制约的结果，而不是像英国清教徒一样来自于理性信仰。因此，一有暂时的物质条件，便要大吃大喝，满足口腹之欲。
方志中常有类似的记载。如山西孝义县“民用俭约，……惟美酿，多嗜酒”。“所食粗粝不堪下咽，而独不能戒酒，不惟糜费，而一入醉乡致有破家丧身者”（注：乾隆《孝义县志》第4册， 《物产民俗志》。）。山东临朐县，“其大耗更有两端，一曰饮，一曰博……。至如村人趁墟食货交易，酒罂肉碗四顾狼籍……其尤甚者，贫民无产，佣力耕作，索值日不百钱，酒食必责丰备，狂饮大嚼，日为恒度，稍未餍饫，头箸去之，主费不赀，佣得醉饱而已”（注：光绪《临朐县志》卷8，《风土志》。）。直隶滦州“值令节乃丰豆馔，下逮佣作酒肉恣饭啖无吝焉。惟独嗜酒，虽穷乡僻壤，皆家有藏酒，以备不时之需”（注：光绪《滦州志》卷8，《封域志》中。）。嗜酒往往与大吃大喝相伴。 河南罗山县，“民喜口腹甚之。家无担石之储，一聚饮间罗列珍膳，若素封之家，虽称贷不惜也”（注：乾隆《罗山县志》卷1，《风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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