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也很大。取得士的地位要读书向学，农家尽管贫穷，只要稍有条件还是愿意让孩子识字接受教育的，争取改换门庭，光宗耀祖。此外，农家子弟即使在村庄中也有就近接受教育的条件，因为本区农村士这一阶层是普遍存在的。我们知道，该阶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差别较大，其中也不泛一些生活并不宽裕，甚至拮据窘迫的人。县志上说，这些人的谋生渠道有两条，一是耕读兼资，二是在村庄蒙学中教书度日。在后一种情况下，农家子弟识字于村学不仅方便，而且费用低廉，普通农民可以承受。因此，对大多数农家子弟而言，大约都接受过或长或短的蒙学教育。如河南汤阴县，“民间子弟七八岁时延塾师教习，先孝经四书，渐习本经学作文艺，虽冠礼未行，而束发受书者遵循规矩，并无浮嚣之习，诵读之声四境不绝云”（注：乾隆《汤阴县志》卷1，《地理志》。）。
大多数农民虽然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但其子弟学期的长短则主要取决于家庭经济的承受能力，这种现实是非常残酷的。在生活有最低保障的情况下，农家可能会节衣缩食，送子弟接受蒙学教育；但如果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接受教育就成为一件极奢侈的事情，尽管其绝对成本并不算高。如河南鹿邑县“力田者仅菜粥自给，虽有聪颖子弟，亦多不免失学。村塾之师聚童稚数十人于老屋中，仪节不立，咿唔莫辨，每至登麦，刈禾时辄罢业散去。九月复集则十仅三四矣。往往修补（脯）不给，复布露而罢，如是者数岁，父兄病其无成，俾改习耕作，或操工贾之业”（注：光绪《鹿邑县志》卷9，《风俗志》。）。 该县志作者认为，农家子弟不能连续接受教育的根源是贫穷，兴学必须在农村实行免费教育，即所谓“广设义塾”，让农家子弟不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当然，制约农村文化教育发展的还有其他因素，如晚清社会的动荡，乡村经济的凋敝，塾师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有条件接受教育的人日趋减少，由此带来农村塾学的学制和管理也日益松驰破败。如河南永城县，“塾师近少，专馆供馔者亦复不多。盖自咸丰捻乱之后，地方凋敝，至今元气未复也。到馆不必春，初随时可以入学，按月扣计，以十月为一年”（注：光绪《永城县志》卷13，《俗产志》。）。河南鹿邑县，“士无恒产，率以囊经教授为业。囊岁馈缗钱数十千便为极丰，饥寒之躬，难云壹教，模范不立，其失故不尽在师矣”。（注：光绪《鹿邑县志》卷9，《风俗志》。）在此情况下，农村人口中农民的识字率非常低，女性尤其如此。据罗兹曼的研究结果，现在识字率的统计范围，包括绅士、官员、商人、僧侣等阶层，他们要占到人口总数的10～20％；如果只统计农民，按男性40％拥有读写能力这一较高识字率比例计算，农民也只有30～20％的人“粗通文墨”，但这些人是否能顺利读写，恐怕还是个问题（注：罗兹曼主编：《中国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