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目字管理」来检视人类历史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其中「经济、法律、道德」间的互动内容，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也正是黄先生强调的「大历史观」。他相信，以「数目字管理」、「大历史观」考察人类历史，不仅能藉以标订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阶段，更能拨开纷纭历史表象、直捣社会贫穷问题的核心， [3]进而为包含二十世纪中国在内的其它落后国家开出妥切药方：避开无谓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路线争议，减少完成改造「国家社会架构」的时间与痛苦，早日跻身「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国家」之林。 [4]

       因为黄先生相信上述史观的实用性，他建议在大学设立「大历史」课程，帮助「历史家伸张他们的眼光深度并放寛视界」，写出一种「宏观的研究」：「能够报告读者，何者变化为短时性的，何种改革有永久性」，藉以修补现今史学训练过于钻研「小题目」的习气。他对他的史学同僚提出以下呼吁：

有些同事可能认为这种建议过于急燥、过于浮泛。而我所恐惧的，乃是与他们顾虑的相反。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前无古人的环境里。世界的变化如斯的迅速，今日有很多*家、战略家以及企业家甚至旅游者，都不待我们的真知卓见采取行动。我们若再犹疑，则以后所著书，恐怕全没有人看了。 [5]

       细绎本段文字脉络，黄先生所谓的「真知卓见」，并不只限于他倡议的「大历史观」与「数目字管理」概念，而是对所有史学研究者的一种高度期许。然而，这段文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仍是黄先生赋予史学「经世致用」的关怀与忧心：「我们若再犹疑，则以后所著书，恐怕全没有人看了」。在为黄仁宇先生《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一书作序时，余英时先生曾指出：「作者对中国现代化的关怀是十分迫切的……我们无论是否接受作者的史学预设或同意他对具体事件的解释，我们都不能不对他的知识真诚和故国情深表示一种同情。这部《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正是作者的理智和情感交织而成的作品」。 [6]我认为，「理智和情感交织」，正可贴切说明黄仁宇先生史学研究的最大特色。

       黄仁宇先生史学研究的情感层面， [7]以及他在对日抗战期间由运输补给过程体会的中国实况，本文都无能力谈及，只希望能对他「数目字管理」概念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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