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明到清，这种肇因于特殊「经济组织、法律体系、文化观念」而形成的「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即使经过了十六世纪因应白银流通的「一条鞭法」改革、盐商也因「商专卖」的纲法改革而对明清财政更形重要，雍正年间大力推行的「火耗归公」，山西票号也在十九世纪日渐活跃，然而，黄仁宇先生仍然强调：这些现象与改革都未发生「决定性的力量、剧烈的改进」，洪武型财政造成「组织与制度的体系」仍未转型，明清财政制度仍未具有「现代性的合理化」。 [20]直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仍是「缺乏中层经济上的组织与交流，迫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单线条数量上的扩充，缺乏质量上的突破」。 [21]也就是说，明清至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一直未能形成真正能够「数目字管理」的「国家社会架构」。

       在黄仁宇先生看来，明清中国迟迟不能进入「数目字管理」国家之林，其实是一种「制度性失败」，而非特定个人的功过是非，《万历十五年》〈自序〉对这种「制度性失败」有以下总结：「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这一看法，在拙著《财政史》中已肇其端……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书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22]检讨这段历史，黄先生多次强调，要跳脱人物臧否与评价的「道德」层面，而「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至此，「数目字管理」与「大历史观」也就成为黄先生史学精华的一体之两面。

       做为突显明代中国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对照项，十七世纪以后英国即成为一种「能够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典型。在1689年光荣革命之前，英国也「有如中国二十世纪，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同时与时代脱节，中层的社会、宗教、经济、法律各种支持因素都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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