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数目字管理」中的经济、法律与文化

       黄仁宇先生标举的「数目字管理」概念，有两个主要学术根源，一是他对明代中国财政制度与*社会的专力研究， [8]二是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密集阅读与师友讨论。 [9]前者精华具体表现在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1974，中译《十六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与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1981，中译《万历十五年》）两书；后者则表现在〈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1986）与《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1991）。四种书文可视为黄仁宇先生形成与论证「数目字管理」观念的代表作。本文开始即指出「数目字管理」概念具有两个主要内涵：一是将人类历史发展区分为「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干、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两类不同「国家社会架构」，前者是「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后者是「能够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二是以「经济组织上的分工合作、法律体系上的权利义务分割归并、道德观念上的私人财产权不可侵犯」三要素的相互支持，做为「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的基本特征。将这组概念落实到历史上，黄先生分别以明代中国为「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的典型，而以1689年清教徒革命以后的英国为「能够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的典型。为了更方便说明这两种「国家社会架构」典型及其意义，黄先生有时也将前者形容为「金字塔倒砌」（a pyramid built upside down）、「间架式管理」（schematic design）， [10]或是「濳水艇夹肉三明治」（submarine sandwich）， [11]后者则径称为「资本主义」。

       黄先生将明代中国做为「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的典型，主要与他专研的明代财政制度有关。他指出：明太祖创设的「洪武型财政」是种「收敛性」财政制度，与唐宋帝国「扩张性」财政制度大不相同，同时，明朝「政府之中层机构缺乏后勤能力」，也远比唐宋帝国严重， [12]政府集中掌握的财税资源规模受到很大限制。黄先生强调，洪武型财政基本上是种「大而无当的结构」（monolithic structure），缺乏总揽其成的国库制度，中央财政主管机构户部以及全国各地税收机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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