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反，政府对官商则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方法，推行官商经营专卖商品的制度，给官商经营权和部分资本，并对其进行严格的管理。公平的说，清代前期雇募官商经营专卖商品，比起前代的官府直接经营要进步得多，国家干预商品经济的程度也比以前松解。而且建国初期经济尚在恢复阶段，这种格外帮助和关注，不仅使许多官商发家致富，而且也使国家财政、救灾、茶马贸易等事业得到保证。官商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官商的盛衰与国家经济的发展变化有直接关系，两者的命运紧密相连。官商是政府为了自身目的而招募产生的，政府努力帮助官商赢利以供财政之需，不仅给与许多优惠政策，而且专门提供官商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这些都说明政府希望官商经营好，赚取更多的利润，但事与愿违，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变化，许多官商却先后衰落破产了。这恐怕是政府对官商的管理和限制，没有因时而变，僵硬的管制体制和缺乏弹性的政策，起了阻碍官商继续发展的作用。政府为了保证财政收入，从主观意志出发，人为管理，统制过死，完全违背经济规律。诸如规定运销地点、限定销卖时间，实行价格管制，严重违反商品交易中的价值规律，尤其当实际情况变化时，政策仍然不改变。陕西榆林茶引一千道，规定在榆林、怀远、蒙古鄂尔多斯等六旗行销。乾隆年间，由于山西民人制茶销往蒙古，官引在这一带滞销，官商受到损失，致使无商领引贩茶。再如，乾隆以前，日本铜源丰裕，采购较易，运到日本的国货价贵易销，运铜成本较低，铜商获利较多，政府却不准在每年二百万斤定额以外多购多运。到了乾隆年间，日本铜产量降低，出口铜也减少的情况下，政府仍按每年运足二百万斤的额数，令铜商贩运。铜商请削减运铜数量，政府不允许，以至官商难以完成定额，只能作为挂欠，转帐于下一年度的交铜额内，因此官商欠帐年年增加。以范永斗及其子孙为代表的大官商范氏家族要求“弃产变价，告退招商”，政府不批准。151 货源发生变化不许改变定额，造成官商亏损，是国家干预的结果。官商一旦负债累累，不能继续经营下去，政府则立即对其查抄逮捕，以家产抵偿债务。范氏家族正是依靠政府给与的特殊政策和热心关照，发家治富的，他们经营过许多专卖商品，可以说优惠享受多，管制也受得不少，最后达到破产的境地。范氏家族在当时官商中是资产雄厚者，尚且如此，其他官商更可想而知了，大多数官商都难免落得此下场。嘉庆、道光时期，私茶、私盐盛行，愿意承充官商的商人大大减少，不仅反映了这种政策的弊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