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对商人勒阻；木商放排应小心，冲损田地、桥梁等要酌给工费。138 类似事件在浙江也发生过，那里的政府作出了相同的处理。乾隆五十五年，徽商为购买杭州沿江闸口至秋涛宫一带三千六百九十余亩沙地，建立木商公所，堆贮木材，与当地农民发生争沙地纠纷。地方政府认为，该沙地正当木商运木要路，关系木材堆贮。如果以这些沙地开垦种粮，地亩之税只有百余两，而木商运木的关税，则高达数万两，“核计课额，增减悬殊，自应统归木商全行管理。所有新升课银，即令该商永远承纳。”并“将从前已纳之银，及开垦工本，一并从优偿还。”同时勒石立碑，永远遵行。139 与福建省政府不同的是，浙江省政府看到商人缴纳的税额，要比农民纳的粮税多得多，从国家财政考虑，维护了商人的利益。这种认识远远超出传统的重农思想，值得注意。
政府为商人设立商籍，使商人子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为他们创造了升迁和享有一定特权的机会。虽然这主要是对官商的，但也有民商获得这种实惠。清代继承明制，顺治十一年，“设立直隶、江南、浙江、山东、山西、陕西【“陕省向未设有商学，……惟每科乡试内有甘肃省宁夏府商学生员，”陕西实指宁夏设有商学。140】六省商学。”康熙六十年，“设立广东商学。”141 但与明代略有不同，“商籍，（商人子弟准附于行商省分，是为商籍。）”“奉天地方贸易商人不准于该处入籍。”142 清代的商籍包括盐商之外的商人。但商学并非在各省都设立，而且，从有关的记载看，143 大概绝大部分应试之人是盐商子弟。“学政姚梁条奏，以商籍子弟原例因其不能回籍应考者，准在行盐地方入籍，若本省之人在本省充商，均令归入本籍州县应考。”144 当然“也可以找到一些非盐商家庭出身而以商籍应试的考生。如死于署陕甘总督任上的沈兆霖（1801～1863）。”“（盐商另立学额）显然不是对商人的歧视，而是考虑到他们的经济资助而给予的一种特殊优遇。另立学额使他们取中的机会要多得多。”145
政府推行捐纳制度，商人是受惠者。清代的捐纳制度源于前代，清代历朝都实行过。捐纳制度一般是国家需要经费，如军需、河工、赈灾、营田；或者是财政入不敷出时，由政府诏谕富有之人进行，根据捐纳数量授给捐纳人相应的官衔。捐纳有常平仓谷，也可捐其他商品或者银钱。雍正“十三年议准，各省捐纳贡监职衔，……准将生熟铜斤照数交纳。”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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