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地方官员按照中央的规定，对市场进行管理，“严禁囤户不得居奇抬价”，得到纂修方志者的称赞。62  广东临高县多文市，“旧有地租，每至年终，市主横收，商者扰之。康熙四十三年，知县樊庶捐俸悉买其地，听贾者建屋宇贸迁，商民称便。其市日盛。”63  也有的地方官，订立条约，管理集市。其中有“生员、衙役、宦仆不许揽充斗户，市棍不许插身把持；集场务于东西北三关十日一轮，摆到通衢，不许隐藏场院之内等。”64

统一度量衡，也是市场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市场交易中，“各省民间所用斗斛大小迥然各别，此皆牙侩平价之人牟利所致。又升斗面宽底窄，若少尖量即致浮多，稍平量即致亏少，弊端易生”，清廷发现由于度量衡不统一而造成市场贸易中的问题后，向各地方官询问：“嗣后直隶各省斗斛大小应作何划一？其升斗式样可否底面一律平准？至盛京金石、金斗、关东斗亦应否一并划一？尔等议奏。”于是各大臣提出，顺治五年户部将库存红斛与通州铁斛进行比较，结果红斛大，又将红斛减改为斛样。十二年，将铸造铁斛十二具，存部和仓场各一具，其余发给直隶各省。听了大臣们发表的意见之后，康熙四十三年，玄烨把户部的铁斛盛水，加以测量，规定了铁斛以五斗为准。令户部造三十具，分发各省，“永远遵行”，其他各斗“皆停其使用”。65 以后，政府编订度量衡律，对私造度量衡器具的人进行法律制裁。66 订立上述有关惩罚法规，是以立法形式对全国实行统一度量衡的一种保证。

到了乾隆年间，统一度量衡的政策在执行中发生了变化。先是御史吴绶诏奏称：“京城市用升斗有关东门面等名色，大小悬绝，多寡参差”，奏请照官仓定式一律较定，限期收缴旧斗升。户部复查指出：京城市面有卫斛、关东斗等，各商铺或照卫斛；或照关东斗；小贩、居民自置柳木升斗。虽然式样参差，但“升斗大则价增，升斗小则价减，核之官斗折中计算大抵不甚悬殊。历来沿习已久，俱各相安。”如果“骤令改易，事涉纷更。且验烙官斗辗转领给，徒启吏胥需索之端，于实政殊无裨益”。户部批驳了该御史的意见，主张维持参差不一的原状。由此，康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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