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并不收租的。当然也有一些地方两季都收地租，如安徽夥县的部分地区，本书第119页（但在这二个案例中，田地亩数虽然不清，租量却很低，前者的“常数项”为300多斤，后者为80多斤，第95页）。又据研究∶春花在永佃田，一般归佃农所有；非永佃田，或地主与佃农均分，或归佃农独得（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页338）。
4.本书第104、109－110页，其中仅祁门十八都黄福坑一件（1660－1680），似乎有所上升，见第116页。
5. Kang Chao∶“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An Economic Analysis”，1986，P.216，见曾小萍∶“现代化与19—20世纪中国的经济结构”，汪熙、魏斐德主编《中国现代化问题──一个多方位的历史探索》，复旦大学出版社，页79。
6.本书第75页；应补充说明的是，对民国年间的实收租额，本书认为又有回升的现象（第96页）；并认为是因为中国与西方开始接触，农业技术略有改观的结果。其实它与“军绅政权”下农民状况的恶化，也许关系更大。
7.参见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北京，页107；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页95－101。
8.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页145－153。
9.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页148、149。
10.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页15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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