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决定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就是农民身分地位的提高和佃农所做的种种反抗。这一情况曾为不少的明清史研究所指出，可惜它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根据现有的研究，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以来，在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广泛存在和“庶民地主”身分提高的同时，佃农曾取得了部分的土地所有权，如“一田二主、一田三主”等，相当普遍地占有土地的使用权（即永佃权），并通过抗租、减租等手段占有较多的劳动果实。<7> 在抗租行为中，不仅有个人单独做出的（主要见于清代刑科档案），据各地史料来看，也有不少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如江西瑞金平日“结党称雄”，岁歉则“竖旗抗租”，江苏江阴“公然结党抗赖，连村累市”，苏、松、常三府，结盟“以抗田主”，崇明书写揭帖，聚众抗租，广西一些地方也“聚众敛钱，抗租不交”，此外，浙江（永嘉等）、河北、湖南、热河、山东等地都发生过类似的事件。<8> 农民不但在受灾时要抗租欠租，在“丰收之岁，尚不免凌其业主，抗租免息”（乾隆上谕），歉岁固要减租，丰岁“亦且拖欠”（江西龙岩），即在丰岁，也是拒交全租的（崇明）。<9>

    农民在这种斗争中，曾采取了多种手法，如收获之后“先尽私用花销，只且存下糠粞瘪谷并着水搀和搪抵，或将低钱粗布任意准折，还未及半，竟行侵占”；或“先将好稻收藏，百计延挨，甫以糁瘪，拌土挜交，或短少租额，全以破物掗抵”；“或分收不均，或私行偷割”，……<10> 其主旨是欠租（让租），而不是抗不交租，且多半以悄悄的行为为主。

    应该指出，中国农民一向有着若干的“秘密行为”──不论在古代还是今天──它们与公开的反抗不同，有些已经成为某种惯例，也不一定能见于史书的记载。但看不到这些，或不承认这些文字记载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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