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 关于近代史的划分，中国史学界一直是以鸦片战争为界，即认为1840－1919年为中国的“近代”。不同的看法有剑桥中国史，主张从1800年开始，代表人物为费正清；美国学术界则以16世纪末到20世纪初，都属于近代史的范围，为魏斐德极力提倡；黄仁宇则主张一直贯穿至今，五百年为一元论；高王凌也有近三百年为“一个历史”的提法（《知识分子》1987年秋季号，美国）。鉴于本文涉及的时间跨度较长（前至乾隆中叶或更早），所以对此做模糊的处理。

  1.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耕地面积”、“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 1992∶3、1994∶3。

  2.包世臣在《安吴四种》卷七《说储》上说∶“今者幅员至广，其内地北尽边墙，西距嘉峪，东齐海，迤岭而西，南交缅，通以中壤中岁，亩产二石五斗”，见本书第77页；如按全国9亿亩计（第71页，据我研究实际亩数还要高出一些），约为22.5亿石，以乾嘉之际人口3亿计，人均7.5石，以一石合140斤计（第11页），当时人均占有粮食约1050斤，这恐怕是很难令人接受的。

  3.书中华北亩产奇低可能即是其表现之一，见本书第15－16页，其中河北详见27－29页，陕西、山西见41－42页（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仅以稻谷来计亩产）；有些地方租册注明，只收小麦、高粱或豆类、杂粮，实际几者之间完全可能存在轮作关系（第44－45页，山东；孔府的规定见第97页）。另外，有一些记载明确表示了只计主产收租，如江苏淮安府，“麦归佃收，业户专待秋成，照揽收租”（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北京，页159）。四川的史料也表明地租全部征收稻谷（本书第14页），而根据我个人过去的研究，许多田地都是要种小春作物（江南称为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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