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户县，1.2∶3 石；

    山西阳曲，0.8∶1.6石；

    甘肃肃州，1.26∶2.06石；宁夏，0.37－2.5石，……等等（第29－43页）。

    在这些粮食中，有的是麦，有的是稻，有的是谷；有的是以一米二谷计算，有的小麦也照此办理（第85页）。而对这些出入很大的地方，都是以简单算术平均得出当地的粮食亩产量的，这些做法恐怕也应加以斟酌。

    正是这些，使我们在对中国的数字史料（特别是耕地和人口史料）有了一个“批评性”的看法后，对这种由点及面式的估算方法，产生了很大的怀疑。笔者曾数次提出，以粮食亩产量乘耕地面积以得出全国总产量是一个不可取的方法；鉴于中国历代耕地面积数字极不可靠，其间且无可比关系，因此无论如何“调整”和加权计算，也弄不出一个妥当的耕地或粮食总产量数字。<1> 本书却正是这样从私家记载推及县、省，并最终推出了全国粮食亩产量数字的（第二章）。估不论其结论（全国平均粮食亩产量2.3石）是否可信，用这样一个从乾隆到光绪年间（1750－1900），跨时150年的凑出的数字来与清人包世臣的说法（乾隆末年，2.5石）相比，<2> 并由此得出近代中国的粮食亩产量下降的结论（第46页），这一做法本身恐怕也很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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