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可知，改额前实收数约为租额的63.6％，经过修改租额下降了21％，实收额在改额后虽增加到83.8％，但实际交纳的田租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11> 这难道不都是农民“悄悄的”斗争的结果！……

    此外，还有一点应该指出，在本书租簿史料的选用方面（当然它不是有意选择的，而是尽力搜集的一个结果），较多地选用了皖南和江南的资料（仅徽州的就有57件，其他地区一共有8件，有的质量还不很高），又因年代有许多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如徽州的60％，江苏、浙江的全部），这就很容易使人产生疑问∶实交租额或粮食亩产量的下降，是否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前后的战争破坏和人口下降的影响？……

    总之，近代中国粮食亩产量的变化还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认为它在逐渐下降尚找不到经验的证明，而只能通过某些数据的计算。但在这些计算中，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如地亩的大小、量器的区别, ……其核心可能不是别的，而正是如何对待那些租佃史料，乃至如何看待中国租佃制度的问题。这里并没有什么简单的答案，却有着若干的空白，有待于今后的努力，和使之深入到制度的内涵和农民的实际生活，包括他们的“隐秘生活”中去。

关于清代或近代粮食生产形势和亩产量的变化，并非本文主要讨论的范围。不过在上述观点之外，也存在不赞同“长期停滞论”和“粮食紧张论”的看法；在具体方法上，在关注亩产量问题之外，也有强调观察多少土地在实际利用，及其利用程度等方面的主张。譬如说，清代中国人口从一亿增加到了四亿，而耕地仅有较为有限的增加（大概不到一倍），在这种情况下，其多增出的供给怎么可能仅由粮食亩产量的提高来做出解释？……对此，我们都将期以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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