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实收租额的下降，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近来的研究一般都把它与粮食亩产量的增减联系起来，实际上它可能还有着其他的原因。粮食亩产量的下降可能会引起租额的变化，但从一个较长时期看来，其幅度当比较小（如前引每年约1％即不是一个小数，第92页）；从具体案例看来，实收租额下降的幅度是相当大的。例如1736—1775年，山东汶上县美化庄小麦每亩租额由5斗下降到2斗，豆类由3斗下降到1斗，杂粮由6斗下降到3斗；又如1821—1903年，安徽祁门夥县五家地主租谷实收指数由100下降到50左右（第124、100页），这就不是拿亩产量下降所能解释得了的。

    以上是分成租的例子，定额租册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定额租中有一类硬租，据书中所言实收租额没有变化（第93页）；另一类软租佃约，虽名曰定额，却是要审度“年成”情况由地主酌量“让租”的。本书提供的从明末1621年到清末1900年的33件这类定额租册中，不但每册实收租额都在变动，而且波动幅度颇大。具体说来，在这33个案例中，有26个是负值，7个是正值。如按一定的可信度标准计，则有13—15个为负值，仅3个为正值，年下降率约为1％左右。其中大于1％的有∶夥县孙姓两家，徽州胡姓，休宁尚书公祀产（20余年下降了将近一半），夥县汪嘉祯（下降了三分之二），夥县思诚堂，夥县杆木丘吴庆余（30年间下降了一半多），休宁古涧公祀（下降了一半），徽州王廷显等（第115－122页）。

    除去某些当代经验，我们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指证这些租额下降的确切原因，正如本书也没有提出过一段古人直言当时亩产量降低的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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