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中的再一个方法，是从纳税额来观察粮食亩产量的变化（第四章）。其基本假定，是清代田赋乃根据“田赋率”而定，因此用不同时期的每亩田赋额除以田赋率，即可得出粮食亩产量的增减变化（第70页）。中国古代可能有过根据比率征收田赋的时期，如汉代的“三十税一”，但我们并不清楚它的实际施行情况，也很难想象它是按年履亩核征的。以后朝代多不根据税率征税，所谓田赋率其实是后人通过计算而得出的，实际“计量”和征收却是另有原则。例如，清初决定“不加赋”政策，大体以明代“原额”为准，一经固定，便基本不再变更，其间并未考虑什么田赋率的问题；其后岁入随情况时有增减，但从来没有按照税率来调节田赋的收入。把清代田赋数字设想为根据不同年景按一定比率征收的结果，这未免距史实太远，──事实上在当代中国也未曾做到这点。因此，以田赋总额的变化来确定粮食亩产量的增减，在方法上问题就更大了。
除上述几种方法外，该书最值得重视的一个方法即是通过租册所做的考察（第六章）。它也是此项研究的重点所在。但依靠地主帐簿中收租数量的记载，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地租率的问题。著者主张一律按照50％的地租率计算，实际上，所谓对半分收，往往并不计算全部产量，有的仅计算主产收入，而置副产与田边地角于不顾。<3> 这不仅引出了用地租率计算亩产量是否准确的疑问，也带来了应用何种农产品来进行计量的问题（如陕西、山西之稻谷，第41－42页）。不错，全国粮食亩产量的计算中是应计入各类产品的，但在不同地区，我们却很难确定应该以谁作为“代表”，或是否存在这样一个代表？因此，通过地主租簿所反映出的，可能只是地租实收量的变化，而不是粮食亩产量的增减；它势必还要引出究竟应如何看待租佃制度等许多问题。
本书搜集了大量的租簿资料，经过计算发现，大多数地租数字的斜率是负值，也就是逞下降状，其下降幅度每年接近1％。正象全国粮食亩产量的得出是依靠1750－1900年间若干个资料凑起来的，对乾隆中叶以后租簿资料的计算是否就那么“科学”？……如果把它再往前推，又会得出什么结果？
实际上，根据本书提供的数字，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以前不少地方的租额早就开始下降了∶如祁门十八都下塘坑的二宗，在1666—1680年间，即清代前期已经下降；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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