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优免”也造成了人丁编审的不全。顺治元年决定，“军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杂泛差役”，自是成为定例；[13] 而“其在仕籍及举贡监生员与身隶营伍者，皆例得优免”。[14] 对于官吏和生员的优免，清初定制较宽，自顺治十四年改为，“自一品官至生员吏承止免本身丁徭”。[15] 优免人丁在全部人丁中所占比例在各地大小不一，例如顺治十六年，河南优免人丁占到人丁总数的7.6%，[16] 康熙十五年山东省占4.8%，[17] 都占有一定的比重。另外，有时出于灾荒等因，要停止部分地区的编审，如康熙三十三年“以陕西西、凤二府属被灾，流移人民尚未全复，停其编审”。[18]
在编审不全之外，还有多编丁者，如江西、福建、广东等省“有妇女盐钞银，按口征派不等”，其女口编审，直至乾隆十一年才予停止。[19] 在顺治、康熙年间，江西吉安府女丁约占全部人丁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20] 这些本都不应属于十六至六十岁的男子之列。
上述几种人丁的少编或多编现象，对于当时人丁编审的准确程度当然有着严重的影响，但是在清代编审制度中对于编审结果影响最大的，还是编审人丁的原则本身：那些编审册内的在编人丁，究竟是按照怎样的原则编定的呢？
如前所述，清代人丁编审的对象应是十六至六十岁的成年男子，以计丁收税（丁银）。但在当时南北各地复杂不一的情况之下，实行起来却决非这么简单、划一，不但各省“率因其地之旧，不必尽同”，[21] “即一省之内，则例各殊”，[22] 制度相当混杂。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入关伊始，即决定“钱粮则例俱照明万历年间”旧则征收（详见后文），而清初以来，有些地区还在明代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些改革。正是它们，决定了清代编审人丁的确切涵义。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从明末清初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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