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一批州县实行了如同后日“摊入亩”一样的地丁征收制度，如广东南雄府、湖南攸县、浙江黄岩、山西稷山，[23] 江苏吴江，[24] 陕西鄠县、城固、南郑、褒城，[25] 山东曹州、单县，[26] 河南光山、中牟、山东鱼台、湖南湘乡、浙江嵊县、河南太康、四川芦山、湖南衡阳、安化、湘潭、湖北沔阳、山东黄县、直隶乐亭、安徽建平、河南汝阳、正阳、新蔡、信阳、罗山、许州、郾城、光州、息县、商城、广东省的较大范围、浙江省相当普遍的地区、广西省，[27] 以及四川的大多数州县，都从明末到清初实行了丁随地派或丁随粮派的做法。这中间虽然还存在若干争论（如四川等），[28] 或需进一步加以考察，[29] 但它们所及的范围已达十数个省份，并在几省之内（如广东、广西、浙江等）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如同流寓及优免人丁也许并不及人丁总数的百分之十，但却已说明了人丁编审不全一样，“丁随地（粮）派”的地区在全国州县总数中虽居少数，其意义却很重大。清初赋役征收制度的这种状况及演变趋势，不但有助于说明人丁编审制度的实质，对于日后地丁制度的形成所发生的影响，也实在不可低估。
在丁随地派或丁随粮派的形式之外，清初赋役征收制度的主要形式仍是地、丁分征。但在地丁分征之中，也存在若干种不同的方式。如当时南方地少人多，土地收入较高，偏重于从地征税，相比之下北方的土地收入较低，丁税则较重。[30] 黄六鸿说：
“按南土粮重，照产派役，不重丁银，故田地虽多，立一户即是一丁，丁银多寡不远。北土粮轻，照丁派差，丁银大有轻重，故届期审丁不可不慎。”[31]
指出在南方许多地方是有产（田地）人家即算一丁（丁银数量则相去不远）。乾隆五年曾上疏反对“岁查民数”的苏霖渤也说：
“（编审向例）按户定丁，尚非详细实数，然一户之数，不过八口以内，按册而推，再参以粮赋之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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