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足额、溢额规定的安旨并不在于丁数的准确与否，那么就丁额的增加这一点来说，它也未能尽如人愿。对此，陆陇其即曾郑重提议，审丁“不宣求溢额”：

“……每遇编审，有司惟恐部驳，必求溢额，非尽庶富加于其旧，亦强以茕独无告充数而已。王成伪增户口，处处皆然。……职窃观直隶各州县，现在之丁，已不为不庶，但求无缺额足矣，不必更求溢额也！一审一溢，日积月累，不知何所底止？或果有丁盛而额溢者，宜命有司留为积谷之用，不必入额，如五年之内遇有逃亡绝户，即以此之溢补彼之缺，……总之宽一分在州县，即宽一分在穷民……”

应为“穷民”留有“余地”。[40] 黄六鸿也提出：

“……夫人丁视原额若干，不宜妄增。……若增辄千计，百姓世受籍丁之累，而千数之丁每届叠增，又安有穷极哉？”

岂可“竭泽而渔，不遗余惠”？[41]

像陆氏、黄氏这样的名臣、循吏所提出的方法，当时也在其他许多地方实行着。[42] 与必求溢额的做法相比，两种方法虽有优劣不同，但就人丁编审的准确与否这点来论，任何僵硬的事前规定，都不免会造成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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