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窃谓天下之田地，佃种交租，不出于分收交纳之二法。虽上熟之年，田主亦不能收十分租谷，若有荒歉，惟照收成分数交租，田主断不能收租于分数之外，佃户亦止肯交租于分数之中。业户出田以养佃，佃户力作以交租，民间交易，情可相通，若官为立法，强以必从，则挟制争夺，必滋扰累。请民田佃种照旧交收，不必官为定例。

高宗从之。<49>

另外有一些事情，──如在一些地方存在退佃后顶耕银要由接佃者负担的习俗，<50> ──究竟应当如何办理，也不那么简单。如广东大埔朱万辛出顶耕银十两五钱给前佃黄安锡，佃得八斗种田，其后田主黄成筠欲取田自耕，朱以曾用过顶耕银，不肯退出，发生冲突，判决于黄成筠名下追顶耕银一十两五钱给朱氏亲属；广东博罗田主车连发兄弟欲取田自种，佃户洪彰伯以曾出过顶耕银八两六钱，还银方才退田，发生命案，断令田主出银外，合依不应重律，杖八十；广东清远曹昌裕用价银一百两买受五十石租田，不知原先有无批头银两，欲取田自耕，佃户郭元扬以出过批头银五十二两，不允，发生冲突，该银亦于曹昌裕名下追出。<51>

政府政策和法律中的这些现象，也反映出传统的道德理想以及日常行政，与市场运作之下的经济规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同时，因为官府对于“户婚田土钱债”一类的“薄物细故”，没有、不能也无意提供一套民间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法律规则，因此不能不依赖所谓习惯法（广义的），并出现了一种依民间习惯、以合乎情理的办法，而不是严格地照律、或照契约（如租约）的定规加以处理，以息事和妥协为目标的办案倾向。<52> 据云若非如此，即是孟子所说的“罔民”了：<53>

“（民）陷乎罪，然後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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