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概念，如何划分，也不是一件容易把握的事（陈支平）；从历史资料来看，所谓佃户和田主的区别，不过是一件租佃争端中的当事双方（“佃”、“东”）而已；清代法律如雍正五年条例中所指斥的，更近于“豪绅地主”，——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人家在一县之内也没有几家，与其后村村都划出几个来斗的“地主”是大不相同的，——而一般所云“地主”和日常习见的大量“东家”，有的是孤儿寡母，不得不靠家有几亩田地之租维生；有的出外做工、做事，家里土地照顾不及；或是改营其他作物，不适当之田亩不能不予出租，……凡此种种，恐怕都不能简单地称做“地主阶级”的。所以我们在案例中也往往难以看出二者的明确区分。与欧洲拥有土地者即为“乡绅”不同，面对中国万万千千的平民小地主，一个地方官又如何区分他的身份，和选择他的“立场”？在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时，这些都不能不注意到。换句话说，恐怕在古人的思想里，本无“阶级”的考虑，而只有一些具体的对象（相反，很多冲突都属于普通农民之间及亲友之间的争端）。它们大抵上都不过是作为个案处理，并就事论事、依法办理的，如两江总督那苏图所说∶
总之，业主佃户各有淳顽，有业主恃势欺凌佃户者，有佃户逞刁抗拒业主者，原自不一，……惟在地方官随时劝导，随事惩儆，庶可潜移默化。<63>
或如清人所说，“业主佃户莫不以狙诈相尚”，<64> 偏袒哪一方恐怕都是不可取的。<65> 因此有不少官员提出了“主佃相依”、“相须相济”的观点，<66> 如黄中坚曰∶
窃惟为治之道，在乎使民各安其分而已。强凌弱，富欺贫，是之谓横，横则民受其弊。贱妨贵，小加大，是之谓逆，逆则国受其弊。<67>
吴震曰∶
照得粮从租办，普天同例。业户重资置产，不能遍行耕种，招佃出力代耕，冀其办纳额租，输粮之外，以赡家室。而佃民赖耕为活，自己苦于无产，因而承种业田，办租之余，借以资生。是业主佃户，本系臂指相连，休戚一体。<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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