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当时高宗皇帝鼓吹的“视百姓为一体，视民事如家事”的思想，也是相互一致的。<69> 这里，我们通过法律研究这一视点，正可以重新考察与“古代国家”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据一项宋史研究表明，传统中国*并不是完全无原则的、肆意而行的权力*。其专制*的理想就是，万民同是天子赤子，都是平等的。佃户制度自宋代流行以来，历近千年之久，必定有它的理由，必须承认其中有一个讲得通的道理。如果不看到这些，那“迄今为止历史的价值”恐怕也都会丧失了。<70> 而从一种“大历史”的观点来看，中央集权下官僚对于佃农之出现不得不予重视。他们倡导小自耕农而不满于地主，已半将他们自己管制的方便，混杂在人道的立场内。我们不能凭空武断的说他们一意维护绅士阶级之利益。当时并无这样的法制，也缺乏相应的意识形态主张，足以支持这种政策和行为。<71>
另一方面，从来关于中国的法制史或法制思想史的研究，都是把法律作为“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统治阶级的意志”来表述的。在工业社会的大背景下，当代法理学开始打破这个观念，但尚未涉及“工业社会”之前的情况。就此而论，本项研究是否可以表明：在历史上，许多事情也许正是“倒过来”的呢？
最后或许应该补上一笔的，是佃农身分的变化。明代初年法律规定，佃农对业主要行“以少事长”之礼，佃户在身分上虽属“凡人”，与奴仆不同，但“亦与平人有间”。在实际生活中，据说也还存在着程度不等的“超经济强制剥削”；<72> 到清代，政府屡次禁止压佃为奴、不准佃户迁徙、随田买卖佃户、勒令佃户服役及私刑佃户等，到雍正五年新订条例，更规定佃户不能履行经济义务时，业主无权私行处置，主佃之间遂变成了一种“宾主关系”。<73> 凡此，既可以说是“农民斗争”的某种结果，反过来也可以说它进一步影响了农民的抗欠行为。与此同时，发生的还有“雇工人”身分的提高、永佃制的发展和押租制的扩大等等，它们中的大多数，正是发生或完成于十八世纪的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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