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其剩余劳动在交纳地租赋税后自己能够掌握的部分，它决定农民从事再生产能力的大小。根据他们的计算和比较，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的净余率比同时代西欧农民低得多[6]，这就是中国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总是发展不起来的深层原因。我认为，净余率这个概念比笼统提人民的“生计”要深刻得多，它是决定商品经济真实水平和历史走向的重要基础。
不同类型的商品经济对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各不相同。不过，“谋生”的商品经济固然难以推动经济发展，但“求富”的商品经济也未必能推动社会质的进步。中国历史上不乏“求富”的商品经济，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有“货殖”一说，所谓“货殖”就是增殖财货，即“求富”。但这些货殖活动始终没有使中国进入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看来，商品经济要起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质的进步，就必须与扩大再生产相联系。中国封建社会不乏与生活消费相联系的商品经济，唯独缺乏与生产消费尤其是与扩大再生产相联系的商品经济。
何估价历史上商品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不但存在不同的类型，而且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具有两重性。历史上的商品经济既有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面，也有给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者（用现在时髦的语言说，就是弱势群体）带来苦难，从而损害经济发展基础的一面。我在论坛讨论历史上的商品经济时，曾批评一些学者把封建地主制经济视为完全排斥商品经济的自然经济，而把商品经济视为与封建地主制经济两不相容的革命因素的教条。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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