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立论的统计数据以前，可以倾听一下当时民族工商业者的呼声，作为我们立论的一个旁证。人们现在经常提到中国现代工业中坚中的中坚——棉纺织业中的荣家系统，把它作为发展型的民族工业典型看待。应该承认，在民族资本现代工业中，荣家企业的发展是比较突出的。但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前十年中，它是不是就有一个非常顺利的发展环境呢？不妨听听当事人自己的话。这里有１９３４年６月１２日荣宗敬写的一封私人信，信上说：“弟经营纺织业三十余年，困难未有甚于今日者。外厂竞争，外货倾销，农村破产，纱销呆滞，而所担负之统税、利息两项，年在千万以上。现状如期，何能持久？”(《申总函稿汇登》，转见《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４１２页，１９６２年版。)这不是凭空捏造的，其中包括很多对当事人说来是非常惨痛的事实。在种种惨痛事实的教训面前，整个纱业资本家的代言人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竞中国纱厂业的致命伤是什么？”他们自己回答道：“痛痛快快的说，中国纱厂业的唯一致命伤，在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中国纱厂一业的复兴与繁荣，必然在现状变化以后。”(《申报月刊》第四卷，第二期：《我国纱厂业的致命伤在那里？》。)纱厂资本家通过亲身的经历而吐出的苦水，我们今天有什么理由把它擦得一乾二净，不露痕迹呢？
帝国主义的压迫，这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亲身感受，不需要别人的任何附加。应该附加指出的是，这种感受，实际上不限于２０世纪的３０年代，也超出了民族资本家的范围。这里同样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发生在中国资本主义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的２０世纪初期，官僚兼资本家盛宣怀在清王朝行将覆灭的１９０９年，就曾对外国在华设立捲烟厂的问题，结合自己的经历，说过这样一段话：“前三年宣怀曾纠集华股赴部注册购机，在沪设厂。乃为英美公司跌价倾轧，尽数亏折。并闻华商大小２０余厂，无不亏累停止。盖英美烟草公司资本甚钜，不惜重资招摇垄断。”“喧宾夺主，莫此为甚。”(《盛宣怀未刊信稿》，第１８８页，１９６０年版。)另一发生在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行将结束的１９４７年，上海著名的青帮首领、当时顶着上海通商银行董事长招牌的杜月笙，在这家银行５０周年的时候，结合银行的历史说过这样一段话：“洋商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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