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由通商口岸而伸入内地,华商降为代理行,经手取佣而已。”(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第33页,1947年版。)说话的这两个人,都不存在丑化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问题,难道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还要落在这些人的认识以下吗?
总而言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要想中国资本主义有一个顺利发展的环境,这是不可能的。中国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而又不能充分发展,在发展与不发展之间,不发展又是事物的主流,这个结论不是单纯用“传统见解”四个字就能够加以勾销的。
李时岳同志说:“半殖民地地位确立和半封建社会形成后的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这是完全正确的。他接着又说:“在半封建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增强,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从而为埋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提供了可能,并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通过曲折的斗争,终于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宣告半封建社会的终结,同时结束了灾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这基本上也是正确的,需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即对资产阶级力量的判断,从中国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看,资产阶级力量是在不断增强的;从资本主义不发展这个主流看,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又是软弱的。必如此才能正确地引出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取得人民革命胜利的必然性。
三
李时岳同志讨论的重点,不仅止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趋向和基本线索,而是在于对中国近代史的架构、体系和分期问题,提出自己的构想。他的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梯论(《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就是最终的结晶。我没有力量谈论李时岳同志提出的全部问题,但是对于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趋向的联系问题,我想谈一点补充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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