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岳同志说：“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西方移植的，所以在开始阶段不能不依靠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借法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从而在封建主义密闭的殿堂中为资本主义打开缺口。”(《历史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２期。)“没有洋务派的积极倡导和经营，在古老的中国要出现近代工矿企业、近代电讯交通、近代科技教育，不知要推迟多少年，而且很难保不会出现‘权操诸人’的‘不变亦变’的局面。”(《历史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２期。)
这里首先碰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西方移植的，就非得由地主阶级改革派开头为资本主义打开缺口呢。没有洋务派，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就要推迟多少年吗？这些问题，既需要理论上的说明，也需要事实上的依据。
然面，历史却不是这样。真实的历史是：除了铁路和矿场以外(军用工业和公共工程（如河道、港口之疏濬），不容许私人资本活动，也应除外。)，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在各个经济部门中的产生，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即以商人为主体的民间活动，先于以洋务派官僚为主体的官场活动。
在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中，凡是有洋务派官僚活动的地方，这种情形，几乎无一例外。例如，在船舶修造业中，广东十三行商人和其他商人的活动，先于洋务派官办军用工业之修造轮船１０—２０年(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１８４７年２月，第１０４页。)。缫丝业中，华侨商人陈启沅首创的继昌隆丝偈的出现，先于张之洞的湖北缫丝局的成立２０年以上，先于浙江巡抚梅启照的机器缫丝的酝酿亦几及１０年。(《万国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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