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贪污与吏治腐败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无论是在“银贵钱贱”形势下，还是在“银贱钱贵”情况下，地方官吏所搜刮的社会财富总量是有增而无减。统计资料表明，道光末年各地上交中央的丁粮钱漕等项赋税正额为3280万余两白银，与极盛时期的乾隆末年的2990余万两相比，超额290余万两。太平天国时期，由于战乱等原因赋额锐减。不过，在“同治中兴”之后，尽管出现了有利于官府征收的条件，然而正赋税额始终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1885—1904年每年丁银平均不超过2300万两．正赋亏额每年几百万两，农民手中的劳动果实又被罗掘一空，社会财富到哪里去了？有人明确指出：“财既不在国，又不在民，大率为贪官墨吏所侵蚀”。

　　晚清社会贪污中饱是司空见惯的事实。大小官吏无事不索贿，无官不贪污。具体说来，地方官吏贪污手法多种多样，有报灾报荒不实要求大量蠲免的；有诡称挪作它用，延宕不交，征税留存不解者；而借口“征不敷解”，捏作“完欠”则是最常见的手法。所谓“征不敷解”是指征收到的制钱，由于银价增昂，完不成原来应当上交的定额；所谓捏作完欠，则是强调各种原因，难于完成定额的亏欠．例如，道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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