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征银解银”，表面看来只是为了避免州县官员的赔累，确保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收入，究其实质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搜刮社会财富。因为在实际征收过程当中，地方官吏不仅对于银锭的成色进行苛刻的挑剔，而且还要加上折耗、运费等名目，每征地丁银一两，通常要提高到一两六七钱，一两七八钱不等。道咸时期人们尖锐指出，这种方法是“不居加赋之名，阴收加赋之利”(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卷34，第9页。)；宣统年间亦有人揭露指出，这种方法是“外无加赋之名，而内有加赋之实”。地方官吏对于农民征收赋税，不要制钱铜元，不要官票钱钞，专门勒收银元，所收银元借口成色不足，每枚银元必短作三四百文，或五六百文，丝毫不顾及农民的承受能力。

　　清朝中央政府也深知其弊，承认“州县征解未免暗中亏折，而又不能于定价之外以取盈，于是不收铜元，专收银元。复将银元亏折钱价，往返扣折，强抑勒索在所不免”(《*官报》第858号，《度支部奏遵议御史萧丙炎奏各省丁漕未能持平请严加整顿折》。)。而又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纵容地方官吏搜刮民财，贪污中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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