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银贱钱贵”时期（即1855—1865年，1873—1904年），晚清各级地方政权一般采用固定银贵钱贱时期的征收比例，强调征收制钱，对农民实行最大限额的剥夺。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每两银价由二千六百文急剧下跌至一千一二百文，或一千三四百文，各省州县征收地丁一般仍按银贵时的水平强迫农民交纳制钱。光绪三十年前，银钱市场比价徐徐下落，而官定银钱征收比价却长期不变，“不随市价升降”。四川银价每两落至1200文以下，而征收比例“仍以二千文算纳”(《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第575页。)。根据时人记载，这种情形，“凡折征省分皆是”。军机大臣王世铎指出：“从前银价甚昂，折钱较多，而民不为累。今则银价日贱，折钱照旧而民已不堪。臣部检查档案，如江苏每银一两折钱二千文，河南折钱二千五六百文，江西折钱二千五百八十二文，山东折京制钱四千八百文（京钱每二文约合一文制钱－笔者注）。至征收漕粮，每石折钱三千四百余文及三千七百余文不等。按之时价，均属大相悬殊。此外无确数可稽者，参以人言，每系折钱完纳，比较时价，总不免有浮多”。(《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586页。)

　　如此等等，都说明在“银贱钱贵”时期，地方官吏聚敛的社会财富总量较之“银贵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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