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上述情况是就一般而言，在实际征收时，地方官吏对于绅户和民户也不是平均摊派的。例如，同治时期江苏“江北漕价向有绅户、民户之别，又有城户、乡户之别。绅户每石有全不完者，有收二千余文者，有收三千余文者。官吏口恨而心德之，以绅户无多，而可以作垫欠之明证。乡户、民户则有收至六七千文者，甚有收至十五六千文者，低昂悬殊，骇人听闻。”(《抚吴公牍》卷22，第638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8。)这一资料把官吏勾结地方绅士榨取农民的血汗，欺上瞒下，从中渔利的方法和借口揭露得如此淋漓尽致。

　　其二，强调征收制钱赔累不支，实行“征银解银”措施，这被称为“不居加赋之名，阴收加赋之利”。一般说来，当银钱比价最初向上波动时，地方官吏主要采用调整提高征收银钱比例，来保证聚敛社会财富的绝对数量。但当银钱市场比价持续大幅度上涨时，地方官吏感到把握不住银钱比价上涨的势头，预测不到银价上涨的高低，而又不愿承担擅自加赋的责任，为了争取更大的机动性，他们便推行“征银解银”措施，拒绝接收农民上交的制钱，而勒收银两，以不变应万变、这种手法通行于道咸银贵钱贱时期，在第二、第三次“银贵钱贱”的中后期也出现类似的现象。“商民完纳粮课，均须重价易银”，也就是说当时的纳税者在出卖自己的产品之后，所得到的制钱还必须兑换成银两才能上交。例如江苏各州县“收本色者少，收折色者多，即使漕粮或收本色，而帮费必须折银，地丁必须纳银。小民力田所得者米也，持米以售钱，则米价苦贱而民怨；持钱以易银，则银价苦昂而民怨。东南产米大区，大率石米卖钱三千，自古迄今不甚相远，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请陈民间疾苦疏》。)同治中期银价上涨到一定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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