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恢复征收匠班银开始，不少官员就发出呼吁，要求进行改革。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任济宁知州的吴柽说，“窃惟今无匠籍、民籍之分。要之皆民籍，既征丁银，宜豁除班匠，否则派入条鞭之内，每亩所增不过渺漠之数，于国课无损，而贫艺有济”③。山西永济县令潘某在谈到该县的匠班银时也说，“永邑应征匠价银七十九两六钱有奇，向系旧匠一百七十七名公同办纳。但历世已远，昔之丁匠丁亡籍换，间有一、二子孙，未必世传其业，而额故在，不得不于其名下追赔。无子孙可追者，即辗转指攀，甚至着催办之匠头代纳。……且工匠亦民丁也，既征其丁，又征匠价，是力役之征，人供其一，而匠供其二。”所以他认为，匠班“亦当与丁徭一体均摊以苏其困者也”④。

        其实象吴柽等人所说的把匠班银派入条鞭的做法，早在明末已有人试行了。安徽灵壁县，因匠户“虽逃绝，册籍未除”，“辗转折连”，“岁以为累”。县令别如纶“申请派入条鞭之内”，计“每两不过丝忽之加，而害得免”⑤。江西乐平县，也因此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将全县匠班银八十一两二钱，照一条鞭法“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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