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偶然的因素，也往往导致清政府取消某些地区的“滋生人丁”。

陕西、甘肃两省，雍正五年“摊丁入地”，以粮载丁，“将通省之丁银，摊入通省之地粮，”本色税粮一石，折银一两，载丁银一钱五分。民地，粮轻丁重，赋税由此减轻，但屯地、更名地，粮重丁轻，赋税有增无减，陕西增二万五千余两，甘肃增九千余两，苦累不堪。地方官吏不断奏请豁除屯更地增加丁银。[20]对此，乾隆皇帝在乾隆元年批示：

“朕闻甘省以粮载丁，从前办理未善，致多偏枯，见有民户丁银摊入屯户者九千二百二十五两，屯户输纳惟艰，今应酌筹变通之法，著将此多摊九千余两暂为豁除，俟下届编审之时，将平庆临巩四府及秦阶二州所属各州县新编人丁应完丁银，均摊入民地粮内，渐次补额，即分作二、三次编审，逐渐补足亦可，务令徐徐增补，以纾民力，俟补足以后，即行停止，永不加赋”。[21]

同年，户部复准陕西，

“应援照前奉恩旨，豁除甘省屯户均载丁粮之例，将陕省屯户原摊丁银一并暂行豁除，俟下届编审时，将通省新增人丁渐次补足，即行停止，永不加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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