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以及Robert Young,Colonial Desi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但是，如果国际法、通商条约和传播文明的使命能够成为各国联合对华军事干涉的理论基础的话，它们那些非常世界性的要求对双方就都同样适用：中国政府应当遵守有关战时行为和平时行为的标准法典，联合干涉中国的列强同样也应当遵守。正因为这一点，当人们看到西方外交官、士兵、传教士和平民屠杀中国普通百姓，或者看到他们劫掠私人住宅和清朝王公住宅时，问题就产生了。对这些行为的质疑首先出现在一些日志日记和私人通信之中，而到1900年秋末和1901年冬天的时候，报纸杂志开始刊登一些报道，揭露对中国人进行的野蛮惩治以及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劫掠活动。
本文将集中考察对北京的劫掠。首先讨论西方人各种不同的劫掠方式，并将与英法联军1860年对圆明园的劫掠进行对照，以便说明西方人在中国进行的这两次劫掠的具体差异。其次将考察这些劫掠活动使一些参与者产生的道德困惑。最后将概述在欧美发生的有关劫掠的论争，这将有助于引起对劫掠行为给当时的欧美人提出的某些根本性问题的关注。
“劫掠的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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