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在解救了使馆以后，几乎立即就开始了劫掠。刚刚获救的外交官和传教士也在当天就加入到劫掠行动中（注：Rev.Roland Allen, 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 London: Smith, Elder & Co. Allen, 1901,p.231.）。遥远的《悉尼晨使报》用“劫掠的盛会”来描绘争先恐后疯狂抢掠的场景；而在劫掠现场的使馆围困的幸存者丁韪良(W.A.P.Martin)，则将其形容为一场发生“在劫掠物品中间”的狂欢（注：Cited in Bob Nicholls, Bluejackets and Boxers: Australia Naval Expedition to the Boxer Uprising. Sidney:Allen & Unwin, 1986, p.111; W.A.P. Martin, The Siege of Peking. New York: Fleming H.Revell Co., 1900, p.134.）。这些描述表明1900年对北京的劫掠与40年前洗劫圆明园的情形很相似，外国军队和其他在北京的欧美人都陷入到抢劫的狂热之中，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场野蛮的劫掠盛会。有许多记载认为，几乎没有人能置身于这场疯狂的抢劫之外。 

发生在北京的第二次劫掠最初虽与1860年的大抢掠极其相似，但仍然有某些不同。首先，没有人能像吴士礼(Garnert Wolseley)在1860年那样，敢于站出来说劫掠只是普通士兵的行为，与军官无关，从而心安理得地容忍了劫掠活动。第二，1860年的劫掠物品在博物馆展出时附有“来自中国皇帝的圆明园”一类的标注，而1900年的劫掠物品本身并没有附有类似的相应标注。考虑到在华欧美外交官与军人自称是在伸张正义，特别是他们一再宣扬的对“未开化的”、“野蛮的”义和团攻击基督教传教士和无防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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