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夷夏之辨来比对中西，是用一个时代来度量另一个时代，其间的尺寸常常与实事和实理相去太远。但作为千年历史孕育出来的一种凝固意识，它又在强邻交迫之世为众多的中国人提供了可以依傍的精神支托。因此，当夷夏之辨及其派生的种种观念在震荡中分崩离析之后，随之出现的是一片迷离和虚空：旧的民族心理防堤已经倒塌，新的民族心理防堤还重建无期；两间所余，是一群一群曾经久惯依傍而突然没有了依傍的人们。庚辛之际的新旧消长与这种广涉众生的人心丕变发生在同一个过程之中，两者虽然各成一脉，却因之而既相羼又相融。由于旧消新长，开新便成为涌起的时潮；由于失所依傍，追蹑时潮便成了愿想中的依傍。新旧消长于一个没有依傍的时代里，为当日的中国和后来的中国带来了急迫的奔涛和吹卷的浮沫，理想的摩荡和人心的燥动，天边的五色祥云和脚下的岐路舛错。庚子后一年，梁启超曾作《过渡时代论》，申说“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其中有一段富有深度的文字：
盖凡过渡之利益，为将来耳；然当过去已去，将来未来之际，最为人生狼狈不堪之境遇。譬有千年老屋，非更新之不可复居，然欲更新之，不可不摧弃其旧者，当旧者已破新者未成之顷，往往瓦砾狼藉，器物播散，其现象之苍凉，有十倍于从前焉。（注：《过渡时代论》，《清议报》第八十二期。）
作为一个智者，他预言了过渡时代里的“瓦砾狼藉，器物播散”；作为一个健者，他又不恤过渡时代里的“瓦砾狼藉，器物播散”。然而用“旧者已破新者未成之顷”指譬过渡时代，说的正是一种两头不到岸。梁启超意中那是一个短期（“顷”），以后来的事实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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