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为国家权力结构里奄奄无气的一方。他们的身影消失之后，庚子夏季居东南以远抗京师的那个疆吏群体遂廓然恢张而万众注目，在收拾时局的过程里成了天下重心所归的一方。而后，三十年自强变法和维新变法催生的种种主张矍然重起，发为庙堂里的奏议、幕府中的策论与报章上的时文。由此汇成的滔滔议论虽然间有异同，而此中共相则在呼应和群鸣。在劫后的中国，这些从笔底泻出来的文字为刚刚过去的人间剧变所反衬，忧怖交集，尤易动人心目。于是，半因说理和感染，半因震慑和冲击，本属少数的思想便急速地影响并支配了徬徨四顾中的多数，翻出鼓荡人心的时潮。遂使“辛丑、壬寅之后，无一人敢自命守旧。”（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三联书店1977年版，页669。）当二十世纪来临之后，开新变法之说已骎骎乎笼罩朝野而独步一时。时人曾感叹“庚子之役，为自有国家以来未有之奇变”。（注：《义和团史料》下册，页661。）对于亲历过那一场天翻地覆于倏起倏落之间的人们来说，世路上的生死、盛衰、浮沉、悲欢都是不容易忘记的。然而由人事的代谢寻历史的脉理，则“庚子之役”犁动更深的一面洵在三十年相持之后的新旧消长。它们一旦出现，就会从结果变成原因，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历史，也制约了后来的中国历史。
由于新旧消长，庙堂里的是非变，天下人的是非亦变。对于身当旧邦新造而又久苦步履艰难的中国来说，这是一种别开生面。但庚辛之交的新旧消长不是由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催生出来的，而是在外力的逼迫下促成的。因此，新旧消长之际，常常伴随着民族心理防堤的碎裂和崩塌。一则记载描述其时的京城社会相说：
联军入都之时，顺民旗帜遍悬门巷，箪食壶浆跪迎道左者不胜指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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