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团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枝、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死于非命。 

这种因仇洋而见血的场面以太重的杀气写照了排外的极端。然而当八国联军由海口登陆，以武力致胜之后，团中人一时仇洋意敛，杀气都消；种种举措，“今乃大异”，使世人看了非常惊诧： 

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袴，必表出之。矮簷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昂头掀膺，翘若自喜。 

排外的极端一翻手间变成了媚外的极端，见不到一点游移和过渡。事隔百年，已无从推断当日的团众里究竟有多少人曾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但记事的文字勾勒出来的无疑是一种众生相，因之而有“嗟吾北民，是岂知人世有羞耻事耶”的沉重叹息。一个故事说津门有董姓富户，拳事盛时，“曾有一大师兄入宅持刀吓之，董焚香行礼始免。后于破城之日，董路遇此大师兄，手执小白旗，上书曰‘大日本顺民’。董问大师兄此旗何用，大师兄曰‘我但求活一天是一天’。”（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页289、272-273。）短短的一句话，说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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