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西方列强”的参与。历史的事件是单一的，而历史学家的理解却是多样的。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从自身的文化偏见出发来解释，而中国历史学的解释又带上了某种“*”的色彩。具体到义和团运动这一历史事件来说，西方学者把义和团运动描写成为可怕的“黄祸”，是一种“文明的冲突”，一方代表了先进的“文明”，另一方是落后的“文明”；而中国历史学家则从帝国主义的侵略的视角把义和团战争看作为是对帝国主义入侵的必然反应。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观下，无论从中西的哪一种视角来看，义和团战争都被认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一种不可避免的宿命。
西方的历史学家一直坚持，历史是今人与过去的对话，这种每一次的对话都体现着历史学家的思想观念，也反映着历史学家所处时代的特定观念。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柯林武德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佯，回到义和团的历史解释来说，尽管历史已经无从复原，这样对历史的解释难道能让人们信服，建立在这样中西对立和偏见之上的历史观又难道不需要重新反思？
如果把隐含在关于上述义和团战争的解释后面的这种历史观解剖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建立在一种中西两分和偏见的历史必然性的历史观自然妨碍了对义和团战争起源的公允的理解，正如作者所说，缺乏超脱、公平和跨国度的研究。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求得历史的新解，作者投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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