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小林一美的文章讨论的是日本军官柴五郎，该人是清军和义和团包围日本驻京使馆时的日本武官，负责指挥日军作战。小林首先指出了中国学者淡化进攻使馆与八国联军入侵之间的联系，以及对攻打使馆未能成功原因的分析“完全忽视了军事史的考察”，他还针对中国学者对攻打使馆失败表示的“责难”，强烈认为失败是好事，否则在“犹如虎狼的野蛮侵略者”面前会招致更大的损失。但他也批评王致中对义和团的否定，认为“当时世界各国通过义和团战争，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存在着一支以农民为中心的爱国力量”。他认为“义和团研究中的工作，并不在于无节制地颂扬义和团的热情与正义，或者对他们的失败加以责难，而应该是解释清楚农民爱国运动的实质和结构，以及它的运动规律”。[2](P801-802)对于柴五郎，小林认为他具有日本武士道清贫精神和清廉洁白的道德。在北京的战斗中，柴五郎利用对清政府和北京情况的了解和熟悉，最先下手“抢夺丁大量的马蹄银、粮食和武器归日军所用”。同时，在战后也维持秩序，保护教民和难民。他还分析了柴五郎的背景，指出其早年家乡被“地瓜武士”攻击而家破人亡的经历，是使其一方面竭尽全力执行上级命令，同时又有不愿自己正在成为“地瓜武士”同类人的矛盾心理。[2](P808)他认为柴五郎对义和团战争的记录是真实的。 

　　与1980年会议相比，老问题“起源”的研究仍在继续之中，但“团练”和“白莲教”的说法已经淡出。研究者更重视从19世纪最后几年的义和团起源地区的各种传统和社会变动中来探寻义和拳的兴起。甚至更进一步具体到技术的层面来考察义和拳是如何蔓延的。另外，对基督教及教案的研究有了显著的增长，对清政府政策的研究则进到更翔实的考证，都显示了义和团研究的新趋势。双方学者对彼此的成果有什么看法呢？假如上面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中国学者对西方学者研究的看法的话，西方学者也有看法。柯文对中国同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贡献作了肯定，如资料的编辑，在研究作品中，最有贡献的是“民间宗教和教派思想对义和团的影响”及“一大批有深度的、经验主义式的研究义和团经验中具体方面的文章”。[2](P52)值得一提的是，柯文此次会议的文章，影响甚广，在2000年会议，王学典的论文大致可以看出与上述交流丝丝缕缕的联系。 

　　　　三、2000年会议：新方法与新问题 

　　2000年是义和团运动100周年，“义和团运动100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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