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的学术兴趣是对下层社会的关注。佐佐木卫参与了中日两国学者组成的调查团，对近代华北社会作了综合性调查，试图通过村落社会生活的调查来回答民间宗教集团组成的形态及其机能。作者得出了民间宗教活动非组织性和非体系性的看法。村落的宗教生活在组织上是远离中心的宗教权威而存在的。但是，在这种宗教活动中民众仍有追求传统确认的仪式权威和教义威信的强烈愿望。他指出这种期望价值体系的绝对性与实行上的非体系性是一种矛盾。这种矛盾的侧面，“超越民间宗教的结构，并且有决定中国社会结构骨架的性质”。[2](P179-184) 

　　日本学者中村达雄讨论了清末天津县的乡镇结构与义和团组织，他认为中国的有关研究“是从各种角度来阐明义和团运动史的总体现象。而日本的研究则是注意从运动由始至终的全过程中去把握这一运动本身的发展”。[2](P263)中村想要解决的是从第二期（1897年秋—1900年3、4月）到第三期（1900年5、6月—1900年8月）间，直隶、天津、北京一带的义和团运动，为何在短期内得到广泛的发展？农民大众向义和团集结，经过什么样的过程？中村达雄认为中村哲夫在史坚雅的“市场社会论”和福武直“宗教圈”基础上，提出的“市场阶层构成”分析，把对义和团兴起的研究着眼于“地域社会的一个单位的中心市场机构，把拳师们的巡回范围以及农民行动方式的传统模式和义和团运动的分析联系起来”的看法，启发他根据“庙观分布的阶层性”，来认识清末天津的市场机构内“诸集落”的构成，把天津县分为四个地区，指出了这种结构对农村经济和宗教生活的影响。天津的义和团就是以这种结构为媒介，统率各村落坛口中的总坛口，具有高度的组织力量和动员力量，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战斗。[2](P563-265) 

　　佐藤公彦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满清压迫剥削下的民众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他认为民教对立中清政府实际上处于一种两难地位，这点也为民众所认识。所以，义和拳提出“助清灭洋”有争取官府中立的意图，实际上山东官府对仇教运动是“让步和比较宽容的”。但当清庭在义和团战争中彻底屈服之后，民众就转向“扫清灭洋”了。传统王朝的国家神话崩溃也丧失了支配的正统性。[2](P884,901-902) 

　　另外一些日本学者关注义和团事件对某个方面或某个地区的影响。日本学者饭岛涉研究义和团战争前后军事财政的结构与变迁，提出义和团战争之后，袁世凯把握地方财政确立自己的军事财政。菅野正论述了义和团运动时期及以后日本在福建的活动。[2](P824-828)斋藤圣二则讨论了1900年8月日本对厦门的军事占领。[2](P829-833)久保田善丈讨论了“保全主义”与中国，认为中国史学界流行的义和团以前各国对华政策为“分割”，义和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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